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： 秦朔朋友圈 ，作者：纪中展
过去，我们喜欢用“长命百岁”来祝福亲朋好友。
确实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里，活到100岁，已经是人们对于生命长度最美好的想象。
但放在今天，百岁人生是不是有点保守了？癌症疫苗已经出现，基因编辑过的猪肾可以移植进人体，AI开始从影像和血液蛋白中寻找疾病尚未发生的信号，一次注射修改慢性病相关基因的疗法也进入了人体试验。医学领域正在发生很重要的变化，过去主要是在身体出现问题后治病，今天则开始提前发现、清除、修补、替换和编辑。
我们对寿命的想象也在不断的拓宽，100岁不再像一道遥不可及的天花板，人们已经开始讨论活到120岁，甚至150岁。
而且那些真正激进的人，已经把目标写出来了。哈佛大学遗传学教授David Sinclair曾公开说，第一位活到150岁的人可能已经出生；企业家兼未来学家Peter Diamandis专门做过一期《活到156岁》的播客；科技富豪Bryan Johnson把自己变成一座24小时运行的人体实验室，口号干脆就是“Don’t Die”；Ray Kurzweil则一直等待所谓的“长寿逃逸速度”，也就是当医学每前进一年，能够为人增加的预期寿命超过一年，人就有可能一边变老，一边把生命的终点继续往后推。
综合以上，我把目前人类对于预期可以实现的寿命长度初步确定为“159岁”。159岁当然不是一个严谨的医学预测，而是一个有点荒诞、又可能相当准确的时代隐喻。它所表达的不是人类一定能活到哪一年，而是一个已经出现的变化：寿命正在从一个只能接受的结果，变成一项可以检测、干预、修补、编辑、替换，甚至重新启动的工程。
这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，活到159岁，这究竟是这一代有钱人最后的寿命控制幻觉，还是一次真正的寿命革命已经开始？
事实上人类已经完成过一次寿命革命
1900年前后，全球新生儿平均预期寿命大约只有32岁；到2023年，这个数字已经超过73岁。
中国的变化更剧烈，1949年人均预期寿命约35岁，1981年达到68岁，2024年达到79岁。也就是说，在几代人的时间里，人类把“活多久”这件事几乎重新改写了一遍。
但这里我需要澄清一个概念，也就是过去一百多年，人类大幅提高的是平均寿命，并没有明显突破人类的最大寿命。到今天，有完整证据支持的最长寿纪录仍然属于法国人让娜·卡尔芒，她活了122岁零164天，这项纪录从1997年至今没有被打破。
也就是人类确实到今天可以活到七八十岁，但还没有能力实现成批的跨过100岁大关。
所以人类的第一次寿命革命真正解决的不是衰老，而是本来不应该那么早发生的死亡。也就是推行干净的饮用水、下水道、肥皂、疫苗、抗生素、食品安全、妇幼医疗和基础外科等，让人类从婴儿夭折、传染病、产妇死亡、营养不良和伤口感染中逃离和改善生活。
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有一个感受，这里做一个分享，也就是下水道这件事对人类寿命的贡献，远远超过那些为历代帝王炼制的全部仙丹。所以，第一轮寿命革命抬高的是地板，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；今天正在发生的第二轮寿命革命，试图推动的是天花板。
前者对付疾病和意外，后者开始直面衰老本身。
秦始皇之后，人类并没有放弃
长寿从来不是今天硅谷新贵们的发明欲望。中国历史上著名传说，秦始皇派徐福出海寻找仙药，中国古代帝王吞服丹药；欧洲人寻找青春泉，炼金术士试图配出生命药剂，贵族们相信放血、泡温泉和食用珍奇动物器官能够恢复青春。当然那时很多号称延年益寿的办法，最大的实际效果是让使用者提前离世。
进入现代以后，长生术穿上了白大褂。19世纪末，法国医生Brown-Séquard给自己注射动物睾丸提取液，声称体力得以恢复；20世纪初，俄裔医生Serge Voronoff把猴子的睾丸组织移植给男性，一度成为欧洲富豪追逐的“返老还童手术”。此后又有维生素狂热、激素疗法、年轻血液、人体冷冻、胎盘素、干细胞注射、NAD补充剂。
人类寻找长寿的方法一直在变，但有两件事始终没变：越怕衰老的人越容易相信最新技术；越有钱的人越愿意自己先使用最新技术。
从19世纪以来，科学接管了这场持续几千年的延长寿命的冒险。20世纪30年代科学家发现限制热量可以延长实验动物寿命；20世纪60年代Hayflick发现人体细胞的分裂次数存在上限；20世纪90年代改变单个基因便能显著延长线虫寿命，衰老第一次被证明会受到基因和生物通路的调控；2006年山中伸弥发现四种转录因子可以把成年细胞重新编程为干细胞；2013年“衰老标志”体系提出，衰老开始被拆成若干可以观察、验证和干预的生物过程。
从这一刻开始，长寿不再只有一个模糊的愿望，它慢慢有了实验对象、评价指标和技术路线。
我想徐福如果活到今天，大概率不会出海去苦寻，他会去融资。
为什么今天可能是第二次寿命革命
人类在过去几千年一直追求长生不老，但只有在今天那些勇于尝试的人没有那么像骗子和骗局。
这源自几项过去各自发展的技术，终于在同一个时间点汇合：基因测序让人类能够读取身体的底层代码，CRISPR和碱基编辑让科学家有机会修改代码；mRNA、病毒载体和脂质纳米颗粒，开始解决怎样把指令送进人体；人工智能进入蛋白质结构预测、药物筛选和医学影像，大型生物样本库提供几十万人、跨越数十年的健康数据；生物年龄和器官年龄模型，则让“衰老得快不快”第一次有机会被测量。
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认知层面。过去衰老被看作时间流逝的自然结果，像日落一样只能接受不能干预和改变。
现在科学家把它拆成基因组不稳定、端粒缩短、表观遗传改变、线粒体功能障碍、蛋白质稳态失衡、细胞衰老、干细胞耗竭、慢性炎症等一系列生物过程。只要能够拆分，就可能逐项测量；只要能够测量，就有机会逐项干预。
这也是寿命这件事，第一次不再是生老病死都有定数，而开始具有了工程属性。它可以被检测、分解、修补、编辑、替换，甚至尝试重新启动。
资本已经闻到了这个味道。Altos Labs成立时获得30亿美元资金，目标是研究细胞年轻化；Hevolution每年预算最高可达10亿美元；XPRIZE拿出1.01亿美元，要求参赛团队在一年内让中老年人的肌肉、认知和免疫功能至少“年轻”10岁，目标是20岁。
过去，富豪寻找的是一颗不老仙丹；今天，他们开始投资制造“仙丹”的实验室。过去的求而不得，变成了投资研发。
但工程和命运不一样。命运面前，至少在形式上人人平等；工程却有预算、有门槛、有版本差异，也有谁先拿到试验资格、谁先用上新技术的问题。当寿命开始变成一项工程，“让一部分人先活到159岁”就会成为这场技术革命最现实的起点。
真正令人兴奋的是治疗性癌症疫苗。它不是给健康人预防感染，而是在肿瘤切除后，读取患者肿瘤的突变谱，从中筛出能够暴露癌细胞身份的新抗原，再把这些身份特征编进一份为这个人定制的mRNA“通缉令”，调动免疫系统识别并攻击可能残存的癌细胞。
2026年8月19日，默沙东和Moderna公布了一个标志性结果：在针对完全切除的IIB-Ⅳ期高风险皮肤黑色素瘤患者开展的Ⅲ期试验中，个体化mRNA新抗原疗法intismeran autogene联合Keytruda（帕博利珠单抗），与Keytruda单药相比，在主要终点无复发生存期和关键次要终点无远处转移生存期上，均取得了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临床意义的改善。
这是个体化新抗原疗法，也是mRNA癌症疗法第一次取得阳性的Ⅲ期试验结果。当然，目前公布的只是顶线结果，完整数据尚待披露，总生存期仍在继续观察，药物也有待监管机构批准。但癌症疫苗已经从一个令人兴奋的概念，走到了决定一种疗法能否进入临床的最后几步。
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，也就是AI的应用。2025年发表在《Nature Aging》的一项研究，利用英国生物样本库43616人的血浆蛋白数据，构建了全身和十个器官的衰老时钟，并在中国和美国人群中进行了外部验证。研究者发现，一个人的大脑、心脏、肾脏、血管和免疫系统并不一定按照同样的速度变老，器官加速衰老还与未来疾病和死亡风险相关。
这会重新改变我们理解体检的方式。过去的体检是检验“有没有病”，未来的检测可能会提前预警“哪个器官正在提前变老”。
先富起来的人，会不会先活到159岁？
如果长寿技术继续沿着今天的方向发展，未来一个人能够购买的最昂贵资产，也许不再是一套房、一架私人飞机或者一家公司的股份，而是40～50年额外的健康寿命。这不是躺在病床上多活几十年，而是在100岁以后依然头脑清醒、行动自如，还能工作、旅行、投资、恋爱，甚至重新创业。
在未来，当基因疗法、细胞治疗、个性化癌症疫苗、衰老干预药物和替代器官逐渐成熟以后，金钱与寿命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直接。因为一种疗法刚刚出现时，往往意味着昂贵的检测、复杂的定制、稀缺的医疗资源和漫长的等待名单。新技术最终可能普及，但最早登上这艘船的人，大概率不会坐在经济舱。
事实上，财富与寿命之间的差距早已存在。2016年，Raj Chetty等学者在《美国医学会杂志》发表了一项研究。他们整合了14亿条去身份化纳税记录以及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的死亡记录，估算不同收入人群在40岁时的预期寿命。结果发现，收入最高1%的男性，预期死亡年龄为87.3岁；收入最低1%的男性，只有72.7岁，相差14.6年。女性分别为88.9岁和78.8岁，相差10.1年。
多出的十几年，已经接近另一段完整的人生。所以真正值得警惕的，还不只是有钱人能够更早使用新药，而是他们多出来的时间本身也会继续制造财富。假设一个人在80岁退出历史舞台，另一个人在80岁以后仍然拥有60年清醒而健康的时间，那么后者得到的就不只是60年生活。他还可以多经历几轮产业周期，多完成几次投资，多积累一代人的知识、人脉和影响力，也可以更长时间地掌握一家企业的资本与决定权。
财富可以买到更多时间，更多时间又可以制造更多财富，这才是人生复利，而且一旦这个循环形成，贫富差距就不再只是“谁拥有得更多”，还会变成“谁的寿命更长”。
社会将系统性重构
当人类的人均预期寿命超过100岁时，我们整个社会就要面临系统性重构。
今天的很多制度，都是按照人活到80岁左右设计的，比如60岁退休，再领取二十年左右的养老金；二十多岁完成教育，然后用一份专业工作几十年；父母年老以后完成企业和财产的传承。这个体系虽然已经越来越吃力，至少在时间上还勉强说得通。
但如果人可以活到120岁甚至更久，那很多事情就说不通了。即使如最新的女性55～58岁退休，男性60～65岁退休，意味着可能还要度过50～60年的退休生活，那养老金、医疗保险和养老体系都要重新计算。一个人也不可能只靠二十多岁学到的知识工作一百年，他可能需要接受三次完整的职业教育，经历四五段完全不同的职业。当然今天让人焦虑的“35岁危机”，到那时也许只相当于刚刚结束第一轮实习。
财富和企业的传承会变得更加微妙。如果一位创始人100岁时依然精力充沛，70岁的儿子还算不算“年轻接班人”？过去的企业传承往往由年龄推动，创始人即使不愿意，也会逐渐交出位置；但当年龄不再自动带来衰弱，权力和财富什么时候交、交给谁，就会变成一道更困难的主动选择。
婚姻和家庭也要重新理解。过去所谓白头偕老，大约是共同生活40～50年；如果未来一段婚姻需要面对一百年，白头偕老就不只是一句祝福，几乎变成了一项超长期合约。我们关于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，关于结婚、退休和继承的全部观念，都建立在人生只有七八十年的底层假设上。一旦这个假设被改变，改变的就绝不只是养老，而是整个社会的时间秩序。
过去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，其中隐含着一种期待：先富带动后富，财富可以流动，技术可以扩散，后来者还有机会赶上。
“让一部分人先活到159岁”却可能更加残酷。真正的寿命差距，可能并不是有人活到159岁、有人只活到100岁，而是一部分人可以多拥有几十年继续创造和选择的健康时间，这才是“让一部分人先活到159岁”这句玩笑背后，最严肃的一面。
过去，“长命百岁”是最好的祝福，因为时间太少，人们希望亲朋好友能够多得到一些。未来活到159岁也许会成为一种能力，但它不会自动成为一种幸福。寿命延长以后，人类仍然要回答那些拷问灵魂的终极问题：你追求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是什么？有什么事情值得你持续投入100年？你愿意和谁相伴130年？
人类最终的极限，可能不只是器官还能工作多少年，更是一个人对世界的好奇、热情和期待，能够保持多少年。
毕竟，多出来的八十年，不能全用来退休生活，你总得有一件事，让自己到了158岁，仍然愿意期待第159岁。